2003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强化政府信用，提升企业信用，建立社会信用。2014年，国家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号角。
但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被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争议和争论所围绕，直到今天，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仍然是各说各理。
西方国家也开始从不同层面关注，甚至对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说三道四。
本文试图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和更广的地域跨度，来解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衷。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概念，指出“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中国既是一个具有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又是一个当代的主权国家，而这个古老文明又正好跟主权国家完全重合。在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具有这样的双重属性。所以，张维为教授反复提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 “民族国家”与 “文明国家”融为一体，将两者长处结合起来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也将成为全方位解读中国的关键。张维为教授指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有14亿人口，一个普通欧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平均在1400万左右，中国的人口规模大概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量变引发质变，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走出中国模式，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百万、千万级别人口国家的治理模式。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广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迥异的习俗、地域发展的不均衡，都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但同时也为在不同的地区开展不同的试点创造了创新的空间。各地区完全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同时，走出符合本地区实践经验的特色治理之路。数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的传统。中国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等方面，都有自己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丰富的传统性、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或者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植根在中国历史传统的土壤之上的，要基于中国的政治体系、哲学体系，与中国历史传统割裂的社会信用体系是难以茁壮成长的。中国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在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一个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诚信”文化在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从文化根源上，与西方对信用的定义和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定与中国的“诚信”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要阐述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就要立足于国情，明确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历史土壤至上，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矛盾？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历史土壤就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内涵和外延的定义应该以“文明型国家”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解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化解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不足之间的矛盾为目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远远跟不上中国的经济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让几亿适应了上千年农业文明的广大农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市民，走入工业文明社会，势必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法规、社会公约、道德文明之间的衔接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在当前一个时期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作为粘合剂，弥补法律法规、社会公约、道德文明之间的缝隙，让三者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习主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与当前的国情相结合，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相结合，与党和人民对国家治理的需要相结合，才能摸准时代脉搏，把稳建设方向。与时俱进，就是要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也必然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不断演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我们必须始终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才能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疆域、14亿人口、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从未间断文化传承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的民族、地域、文化、人口、经济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不可能是天下一策，应该是各地根据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需要不同，因时、因地制定本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才能适应本地发展需要。
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有浙江模式、福建模式、上海模式，也可以有苏州模式、深圳模式、厦门模式，还可以有雄安模式、荣成模式、嘉定模式，各地相互借鉴先进经验，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百家争鸣方能百花齐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才能具有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闭门造车，我们应该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哪个国家做得好，我们就向它学习，但这种学习必须是去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的，把一切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把世界说清楚。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的胜利，我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在中国快速崛起的今天，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种谩骂一方面来自西方，没有话语权，他们就可以肆意妖魔化中国，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辛勤奋斗取得的成果扭着讲、反着讲。还有一方面来自国内，国内的知识界、媒体界还有一部分人不自信，还是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天天骂自己的国家，这些在精神上向西方跪下的人，已经成为国内舆论场的一大祸害。建立中国话语权，把中国的事情向国人说清楚，向世界说清楚，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话语权，对国家和人民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把中国的知识界、人文社会科学，界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定海神针。构建中国的话语权，只有官方话语是不够的，在社会日益开放、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大力推动学术的、民间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权建设。从总体上看，学术话语比较中性、理性，以学术话语作为切入点，有利于与知识界的沟通，有利于解决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也有利于从基础理论上结构和颠覆西方的话语权神话，为确立中国话语权在世界上的地位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还要被西方所谓“民政、人权、自由”这种浅薄的话语所忽悠，那么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时手里的一副好牌，怎么打成了那个烂样。所以话语权太重要了，我们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说得好，我们要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背后是真正的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能更加顺当，更加精彩！最后，借用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进博会”演讲所说的：“经历了无数次狂风暴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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