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信用理论认为，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
获得信任的来源是什么？要想获得信任，就必须诚实守信说话，实事求是做事，遵守规则，遵守惯例，对社会尊重，对专业敬畏，要有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实事求是说话和做事，李医生做到了。他实事求是地说了他该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甚至用生命履行了他作为医生的职责。他也曾经因他的实事求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学习他，具有诚信精神、遵守规则的精神和履约行动的精神。
获得信任的根源和动力是什么？信用是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是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甚至与人类一起永存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沉重？就因为需要时间和信仰。获得信任需要长期的积累；获得信任需要信仰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动力就是敬畏。敬畏天地，敬畏人民，敬畏规则。没有敬畏，就一定不会尊重他人，不会尊重社会，不会尊重规律，不会尊重自然，就一定会凌驾于他人之上，最终就一定会失去信任。无论是政府，企业，任何人。政府要敬畏社会公众、敬畏专业人士、敬畏市场、敬畏规律；企业家要敬畏技术、敬畏消费者、敬畏对手、敬畏自己的员工；我们个人要敬畏自然、敬畏社会、敬畏公序良俗。这种敬畏我们严重不足。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我们从现在做起。
获得信任的内因是什么？是信用主体的自我救赎。当政府、企业和个人发自内心地要去建立自己的信用，要去获得他人的信任，这个时候，他才从内心深处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才真正地去追求诚信、合规和履约。如果他缺乏这种内因，缺乏这种内在的动力，想让他去讲诚信，想让他实事求是，想让他去遵守规则、敬畏规则，去实实在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们的信用建设，搞了这么久了，整个社会的信用好转了多少？政府、企业、个人信用好转了多少？好转的不尽人意，原因何在？内因没有真正地启动。学习李医生，我们每个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应该批评与自我批评。
获得信任的外因是什么？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行是迫使信用主体去获得信任的约束力。可以通过建设信用信息平台系统，通过征信、信用评估等信用管理手段把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记录下来，把诚信、合规、履约的情况建立起来，分析报告出来，通过这种机制来约束信用主体。但是我们现在对信用主体都记录了吗？先不要谈有没有法律支撑，不要谈我们的信用管理产品与服务是不是到位，就说这些信用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个人，都被记录在案了吗？都能征信和评价吗？社会是统一的，信用主体们包括政府、企业、个人都在列，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整个社会的信用就缺一块，缺的那一块就一定缺乏外部约束力，就一定是个短板，就一定会拖整个社会信用进步的后腿，甚至会成为开放、文明和进步的阻力。如果内因缺失、外部约束也缺失，如果还没有敬畏，后果不用设想。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自我反思，怎么对得起李医生。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因此而有所进步，我们用什么告慰李医生？以后还有多少个李医生？
我建议，成立“专业人士信用保护委员会”，就叫“李文亮委员会”吧，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敬畏。
建议“李文亮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当专业人士提出和讨论了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政府、司法机关不能只从国家机器、政治维稳角度，从政府人的思维角度来进行处置，而是要通过这个专业委员会进行信用判别。这个专业委员会由信用管理专家、法律专家等组成固定的工作委员会，当有事件需要判别的时候，由这个工作委员会邀请专业对口的专家，组成判别小组给出判别意见，判别的核心主要是事情的真实性，是进行一个事件的信用评价。
成立“李文亮委员会”的目的与意义：在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专业人士之间建立一个信用判别机制，建立双方之间一种平等关系，平衡专业人士面对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弱势性，降低由此带来的在专业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为的可能性，以促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社会各界专业人士都能从自己的职能与职责角度共同为社会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当再有李文亮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专业人士可以向这个委员会发出判别需求。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就是保护专业人士在专业探讨与判断中追求和维护真实性的精神，维护专业人士从自己的职能角度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同时约束政府和司法机关仅以自己的职能和思维角度妨碍、限制、滥用权力制约甚至侵害他人的可能性。
纪念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有第2个李文亮事件发生。
建议每个城市都成立一个“李文亮委员会”，至少信用示范城市应该有，就先从武汉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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